澳門議員宋碧琪《第六立法屆第一會期工作總結》 其他

宋碧琪  2018年8月15日 上午11時

立法是立法會的主要工作，更是立法議員的核心職責。隨著社會的發展，立法工作越來越繁重，在這個會期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了26個法案，其中審議通過的有12個，仍在審議中的有13個，有1個是待議。面對如此大的立法訴求，在立法的機制上仍有待加強，以追上社會發展的需要。

立法修法工作並不是政府一家的事，相信大家都很清楚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71條的規定，立法修法是立法會首要的職權，更是職責所在。然而在提案權上卻有分工，但分工並不等於要有各有各做，更大意義在於合作促進。

回顧回歸後十幾年的立法進程，立法會與政府當局都很努力去做，只要是政府的提案，立法會的同事加班加點都努力去完成，令法律制度能跟得上社會發展的需要。但也必須清楚認識到，政府在編排立法工作的計劃仍有不足，一些重大的法案往往拖到會期尾先來到立法會，造成了議會審議的時間不足，議員多次催促也是如此，導致法案的質量得不到最大的保障，直接間接都影響了議會的形象，對體制的穩定性帶來了負面影響。

然而，更值得關注的是，當政府無積極提案時，議會變成了相當被動，社會就更加無奈，似乎一切得個等字。當然，立法會的議員也有提案權，過去亦有不少議員進行提案，有一些法案更獲得了通過，使社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。但總體來講：議員提案雖少，但有好過無，而一些成功推動立法的例子更為法律完善創造了穩定機制。

法律嚴重滯後對社會的影響，是社會必須要共同面對的一個重大議題。法律改革也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刻，作為立法機關，在社會發展的新時代上更須有更大的承擔作為。

立法工作也需要政府和立法會積極合作，未來應進一步突破保守思維，不斷拓展合作新形式，持續增強合作廣度深度，全面開創雙贏新局面，尤其是立法上的增速提質破除滯後困局，令法律制度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。

本澳法律滯後，立法效率慢，統籌立法一直未如理想。第四屆特區政府以來，正式構建了中央集中立法的統籌機制，並制訂《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內部操作流程指引》，以保障立法質量，提升立法效率。但從實施效果看，新確立的統籌立法機制仍然存在不少，比如前期論證工作仍然不足，法律草擬人員、翻譯等人手相對缺乏，文本草擬時對政策核心把握仍需改進等等。

中央統籌立法之前，草擬法律文本工作主要由各主要官員辦公室負責，然後提交特首再交由法務局。現在按照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內部流程指引，則改由法務局統籌各部門，主導法案的文本擬定工作。

當然，如此安排，一定程度上的確優化了立法協調關係，但是由於需要跟進的法案太多，以法務局目前的可支配人手，面對大量需要處理的法案，未必做得完，做得好，故而衍生出新的問題。同時，中央統籌立法指引對各部門不具實質性的約束力，加上法務部門與各部門之間並不存在隸屬或監督關係，導致統籌立法預期效果受限。

從提高立法效率角度，未來建議當局能夠檢討完善中央統籌立法機制，繼續優化法務局統籌立法職能，具體說，建議一些重大的，對經濟民生影響較大的法案，可繼續由法務局統籌立法，其他一些較小的，影響相對有限的法案，可改由司局部門統籌，調整職責，合理分工，更好提高立法效率，回應公眾期望。

“良法”是善治的前提，當前本澳社會經濟大發展，但法律方面跟進相對遲緩，嚴重困擾本澳民生及經濟，不少法律年代久遠，不能保障居民權益，無法配合社會發展，但政府工作又往往“慢幾拍”，尤其是涉及重要民生法律，修法立法效率不高，不少法律從諮詢到起草需耗時數年，甚至有法律立法工作超過十年，為居民長期所詬病。

不僅如此，還有好多社會長期關注而且影響重大民生問題的法案，至今仍未見蹤影，比如《防火安全規章》、《都市建築總章程》、經屋法、《舊區重整法律制度》等等。

再比如，非法旅館修法、的士規章。這些法案，很多講了好多年，施政方針亦都反復提到要做，但政府就遲遲未能提交法案文本，或者行動遲緩，導致眾多民生問題久拖不決，未能切實維護及提升市民安居和城市管理水準。

不僅如此，實現依法治澳，必須要以革故鼎新的勇氣迎難而上，修改完善現行法律制度。現實中，不少修法工作只是各自範圍內的小修小補，缺乏全面檢討和整體改革，進度緩慢，難以滿足社會需要。

比如《民法典》、民事訴訟法典、《刑法典》、刑事訴訟法典、《商法典》五大法典，都是以葡國法律為基礎，由於時間久遠以及中葡法律語言翻譯等問題，已經與現時社會發展極不適應。回歸之後，針對五大法典的修法進度過於保守，小修小補，缺乏整體性、連貫性的修法計劃。

當然，這種“由點到面”式的修訂模式一定程度可以保持循序漸進，但是從長遠看，如果遲遲缺乏整體性的改革路線圖、時間表，總是停留在零散的、局部的的修法思維中，長期來看，未必適應到社會發展的真正需求，甚至會阻礙經濟社會發展進步，影響正常民生需要。

監督政府是立法會的重要職責，也是立法議員的基本任務。今個會期，我同施議員一如既往重視發揮立法會平臺的監督政府作用，根據統計，過去一個會期，我們合共提出議程前發言33次（其中，施家倫16次，宋碧琪17次），提出書面質詢81篇（其中，施家倫42篇，宋碧琪39篇），口頭質詢10份（其中，施家倫5份，宋碧琪5份），兩人聯合提出辯論動議1次。

關於發言和質詢內容，涉及議題比較廣泛，既有醫療、交通、教育等重大民生問題，也有公共工程批給、政府基金監管、國有土地利用等重大公共利益問題。圍繞政府施政，我想重點表達以下幾點：

近些年，公共工程超支超時、住屋、行政程式緩慢等問題層出不窮，而法律嚴重滯後，行政執法無力，問責空轉，施政亂象不斷，民間諸多不滿，針對公共政策的爭議、批評聲音日漸高漲，對政府施政權威形成嚴峻挑戰。

2007年開始，特區政府專門推出《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》，旨在系統性革新行政，提升社會治理能力。實際上，改革至今，效果幾何，市民有目共睹。當局曾經信誓旦旦承諾一站式服務、簡化行政程式、優化部門架構等系列諾言，現如今，牌照申請成本不見得真正降低，鎖車開鎖、拖車、驗車等收費卻大幅調升，市民被逼硬食牛肉乾。

問題癥結系邊度？“官本位”思維根深蒂固無疑是首因。官僚意識不撤除，行政程式和效率終究難提升。當然，特區政府經常強調“依法施政”理念，但事實上，不改變行政管理思維，不能摒除官僚作風，不真正站到居民角度思考問題，所謂“依法施政”只能是一句口號，最終會積累更多民怨。

當前，本澳城市建設發展迅速，許多公共工程陸續上馬。工程項目繁多，對於工務等部門，面對工程量大、人手不足、工程程式要求及法律滯後的困境，又要公開招標，又要協調工程進度，又要監察工程質量，咁樣是否能夠“頂得順”？

公共工程超時、超支、質量差，受社會詬病多年，對於公共工程，數量和質素之間，並非完全有你無我的對立關係。過去湖畔大廈“甩磚”，石排灣公屋質量問題，北安碼頭、軌輕工程超時超支等問題屢屢發生，社會已經多次呼籲務必提高工程質量，做好工程監管。

按照當局計劃，2018年一億元以上公共工程就有34項。本人認為，雖然工程計劃多，但非要一定要貪多求全，一哄而上，更重要是量力而為，合理訂立時間表。建議未來結合行政部門人手等實際情況，根據輕重緩急原則，可以優先處理一些重要民生工程，比如鴨湧河整治、安老院、托兒所、離島醫療、公屋、污水處理等重點民生項目，保證數量和質量兼顧。

博彩業帶動下，特區政府庫房水漲船高，加強公共財政支出監管，增加公帑使用透明度，是《基本法》規定的量入為出原則的基本要求。過去審計署報告時常揭發公共財政支出亂象，比如公共工程大幅超資、無度追加預算等等，還有政府設立的大大小小的基金項目，對外資助缺乏節制，監管不足，賬目爛尾，比如非凡航空事件上，明顯說明財政監管制度猶如兒戲。

如今，《預算綱要法》呼籲多年才得以修訂，在增加預算透明度方面，政府雖然承諾將公佈預算執行情況，但是只是屬於事後監察，亡羊補牢意義大過未雨綢繆。

另外，針對政府工程超支嚴重問題，《預算綱要法》仍然沒有提出如何加強重大開支項目事前監察的辦法，為了更為合理有效的加強公帑使用監管，在此，我等再次呼籲政府能夠繼續檢討，將大額公共工程以及公共批給項目的立項預算交給立法會審議，從而加強公共財政開支監管的透明度。

“民心是我心”，這不僅是陳明金先生服務社區的精神信仰，更加是我們團隊服務社會的根本初心。自13年當選立法會議員以來，除了完成立法會的工作之外，5年多來，我們在服務市民方面一直不遺餘力，始終抱著“民生大小事，都是我的事”的態度，堅持初心不改，做實事，竭盡所能回報市民對我們的信任。

過去，下環街威豐大廈水湧兩層樓， 隨時爆火災，我們盡心跟進處理，讓小業主安居；司打口土地廟日久失修，險些被拆除，我們及時與當局溝通，土地廟得以保育活化，信眾百年祈福信仰得以傳承；青年創業兒童娛樂場，由於工程準照批則延誤多時，我們努力協助，避免創業者前期投入成本頃刻化為烏有。

作為議員，我們也知道應積極發揮好市民和政府之間溝通橋樑作用，做好市民的喉舌。今個會期，托額供應不足，家長為仔女讀書焦慮萬分，我們集合家長意見，直接遞信社工局反映，敦促當局採取措施，協助家長做好後續報名。針對當局設立醫療專科學院帶來的隱憂，我們及時約見衛生局，如實反饋私家執業醫生意見，促請當局做好政策評估。

展望未來，我等議員服務團隊將會更加用心，更加努力，牢牢堅持“民心是我心”初衷，在議員服務工作中，用心做好“有接待、有跟進、有回覆”，力所能及範圍內，做好自己本分，拓展更多更好為民服務工作，力爭推動為民服務工作更上一層樓。

圖片來源：MacauLife

文字來源：宋碧琪匯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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